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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的博客

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日志

 
 

从胡、温新型执政理念看“新中华文化”及中国有十字架的变革(一)  

2010-04-02 02:54: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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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温新型执政理念看“新中华文化”及中国有十字架的变

 

赵晓(北京科技大学经管学院)  聂文光(安迈铝业(青岛)有限公司)

(文章为征求意见稿。尚未正式发表,转载须经作者同意)



一、           引言:第三次大国崛起呼唤“传统文化+基督信仰”的新的文明融合

 

2010年“两会”,温家宝总理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此语一经发出,便成为时代最强音,震撼人心且感人肺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温总理又强调:“中国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指经济的发达,它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力量。”温总理还打了一个比方来强调公义公正的价值:“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在“改革共识”业已破裂,利益不断分化,思想日益多元的今日中国,这些思想、理念和话语实在比金子还要宝贵,连同此前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执政理念,新一代中国政治领袖所提出的这些新思想不仅预示着共产党新的执政理念的形成,更有望成为新的“全民共识”,继而作为普适价值观及共同价值观,来支撑中国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大国崛起的关键及难点是作为文明内核的伦理与价值观的转型,不能建立起普适价值观并具备输出价值观能力的国家根本可能强大一时,但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受人敬重的大国。进入21世纪,中国崛起的步伐不断加快,而同时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本届政府领导集体则一直致力于向国民传递着一种博大深邃、可面向未来、支撑中国新的大国崛起的普适或共同价值观。

 

从胡总书记提出“和谐社会”的伟大文明理念,到温总理的“仰望星空”诗篇及“信望爱”系列谈话,再到2010年两会传出的上述最新执政理念,任何一位中国公民都会信心倍增,对中国未来的美好发展充满希望。而作为关心中国转型的学者,笔者则从中看到中国文明转型的不断深化,看到有十字架变革在中国不断展开的美善步伐,看到融合了传统中华优秀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新中华文化”正日益形成。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曾经历两次大的文化融合,分别支撑起两次大国崛起。一是汉的“儒道互补”,支撑了汉的大国崛起。二是唐的“儒道释融合”,支撑了唐的大国崛起。而近代以降的中国,经历的则是传统中华优秀文化与基督信仰的融合,其结果必然是更加辉煌的中国的第三次大国崛起,中国也必将成为全球令人尊敬的领袖国家。

 

中华文化与基督文化的融合并非自今日才发韧。事实上,从中国第一位基督徒总统孙中山先生开始,“博爱”以及“天下为公”的基督信仰理念便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作为执政理念得到广泛传扬,而孙先生源自圣经理念的“节制资本”的执政思想更在宝岛台湾生根开花结果——垄断资本被抑制而中小企业得以蓬勃发展。新中国建国后,基督信仰连同其他宗教在中国均遭受波折。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徒人数增长迅猛,为教会史上前所未有,也超过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显示出中国的变革不仅发生于经济层面,也发生于生命层面。中国人的理念,也日益革新、日益进步,越来越与世界大潮融会贯通。至胡锦涛总书记,则前无古人地提出了与基督信仰“平安”、“和平”特别是“博爱”理念完全一致的“和谐社会”的文明理念。这既是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也是与中国现代史上一度高扬的“革命”、“暴力”旗帜在理念上的伟大告别,更是一个中国共产党与中国5000年来你争我斗、成王败寇之传统文化一乱循环的伟大告别,由此或将铸造“为万世开太平”的基石。而“信望爱”原本是基督信仰的核心理念,如今也从中国一代领导人口中娓娓道出,激起全社会的强烈反响和广泛共鸣。这些都说明,中国的变革的确是深层的文明变革,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工商文明的现代化、不仅是政治文明的现代化,也是伦理与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而传统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相融合,则可以产生“新中华文化”,建构起更加博大精深的文明理念,引领中国成为全球领袖。

 

本文将从圣经的社会治理理念,来分析中国当前的变革,阐明它为什么是传统优秀文化与基督信仰相融合的变革,即“有十字架变革”之路,进而全面地来认识胡温所倡扬的新型执政理念及其普适性价值。

 

二、           从《圣经》角度理解胡、温新型执政理念

1. 和谐社会

 

回顾中国自古及今的历史,不难发现尽管先人一直渴望能过上长治久安、富足殷实的生活,但这样的日子其实少而又少。相反,我们看到历史上充斥的是血腥的争斗,挥之不去的治乱循环以及“低水平均衡”的陷阱。而推动一代又一代政权更迭的背后力量,便是人的自私自利导致的利益冲突。利害、恩仇、权欲、野心如同人性中的魔性力量,奴役着人性进而推动上演着中国历史上动乱、纷争、贫穷、落后的悲剧。

 

究竟什么力量才能打破这中国历史时空中“西西弗斯”式的宿命悲剧,走出挥之不去的治乱循环,让中国走向“万世太平”之途呢?

 

五四运动时期,向西方学习的人们曾提出“科学与民主”,以为这就是救国良方。然而,历史业已证明这样的想法过于天真,“赛先生”(Science)与“德先生”(Democracy)是很有用的,并不足以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拯救。个中原因,不是因为科学、民主不好,乃是因为科学本质上并不具备建塑心灵与价值的完善功能,没有信仰的科学如同瞎子,会沦为破坏乃至毁灭的力量。而缺乏道德和良知的民主就更可怕,历史上血流成河的法国大革命就是前车之鉴。


如果赛先生与德先生不行,而中国传统的争斗文化也不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胡总书记一反中国文化的成王败寇、你死我活的斗争与阴谋哲学,提出“和谐社会”的新型治理观念,这便是数千年中国国家治理理念的历史性创新,其价值正在于有望借此打破历史周期律,走向社会的持续安宁。

 

“和谐”,有和平、协调、整体、依存、共处等含义在其中,“和谐社会”的特征则集中在以下五点:

 

第一,和谐社会是一个各尽其能并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
第二,和谐社会是一个尊重人民诉求的社会。
第三,和谐社会是一个各得其所的社会。
第四,和谐社会是一个和谐相处的社会。
第五,和谐社会是一个共生共进的社会。 

 

在“和谐社会”的治理理念中,阶级不再作为对立的力量而出现,社会成员都以协作者的身份参与社会,分享成功,共同创造。毫无疑问,“和谐社会”是人类对美好理想社会形态的共同期盼。但是,“和谐社会”的构建在中国究竟是否可能?其出路又何在呢?

 

应该说,对“和谐’的认识贯穿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之中——这其实是中华民族对上帝普遍启示的重要认知,但遗憾的是“和谐”理念在历史上从未被提升为最重要的价值理念。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说得好,“和谐社会”的关键是人自身的和谐,自身和谐才能与人和谐。可惜的是,以“修身”为本的传统文化在历史上并没有带来“和谐社会”的文明成果,而我们今天的“修身”也很难超过先人,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寻找新的精神源泉来打造今日和谐文明的基石。

 

除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外,也许,我们还可以借助对近现代世界文明贡献最大的基督文化来深化和谐理念的认识,并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众所周知,圣经所要传达的基本信息,就是要让永恒者与一切受造物恢复在他里面的和谐。在《圣经》中,对和谐观念的表达比比皆是,比如: “和平”、“和睦”, “和好”等。从基督教来看,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展开,且四者间必须是层层递进的关系。

 

①.    人与永恒者的和谐

和谐社会之根基,有赖于社会的个体公民要超越现实、仰望星空,建立起对永恒造物主的和谐关系。

 

在《圣经》创世纪第一至二章,我们看到一切的创造都是完美和和谐。然而来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因着罪的缘故,这个和谐被打破了。首先破裂的是人与上帝关系的和谐:人开始躲藏上帝,开始惧怕;紧跟而来的关系失和就是跟自己的关系:亚当夏娃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就感觉羞耻。他们开始不接纳自己;再接踵而至的失和就是人与人关系的失和:亚当责备是夏娃让他吃了禁果,而夏娃则把责任推给了蛇。最后,人与自然也失去了和谐的关系:地不再为人效力,人也开始了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和肆意掠夺。上述内容启示,当人的终极关怀(或与上帝的终极关系)出了问题,人-人关系,人-自然的关系也就不可能不出问题。中国人经常讲大问题若解决不好,则小问题也解决不好,可以说正是这个道理。

 

和谐的回归必始自人心的回归;和谐的社会必有赖于人内心的和谐得以重建。而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恍然若悟,原来人只有与“天”相合,即与永恒之上帝和好,真正实现“天人合一”,才能重新找回内心永远的和谐。而忽略了人内心信仰的建立,单纯从外部努力恢复社会人际的关系,是难以取得效果的。这是因为,人不靠上帝的外在救赎,只靠修身根本不可能成功,因为人本质上道德就是不完善的(圣经称之为“罪人”),不完善的人想要自己把自己变完善,实在如同洗涮木炭,也许能把木炭洗没了(好比人的“遁世”或自尽),到头来不能把木炭洗白了(所谓人的“成圣”或所谓“内圣”)。人的一切冲突,最终其实都是源自内心的冲突。而内心的冲突根本上是因为人离弃了永恒的造物主、离开了生命的源头,因而失去敬畏、失去信靠,也失去平安和自律,失去内心的和谐以及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

基督信仰的解决之道是靠上帝的外在救赎,即上帝已经采取主动,步入人类的历史,来寻找我们,要废掉冤仇,与人类和好,并带给人类真正的和谐,全人的和谐以及永久的和谐。

 

《圣经》以弗所书2章14-19节如此说: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注:原文作“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②.    人与自我的和谐

 

当我们能够与那位永恒造物主恢复关系,我们就有可能重塑自我形象和价值,合乎中道地来看待自己,在内心中得到平安、和谐。这份和谐既不靠自我修行而获得,乃因联接于上帝而长有,也就不因外物得失而变化,。

 

③.    人与社会的和谐

 

当人可以与永恒者和好,与自我和好,人也就有能力来修复一切破碎的人际关系,实现家庭与社会的和谐。须知,人-人关系的修复归根结蒂不是因着技巧,也不是因着制度,乃是因着内心的博爱、恩慈与饶恕。当一个人经历了造物主内在的医治,领受了白白获得的恩典,就会奇妙地得到一种给予他人恩典和饶恕的能力,进而成为和谐社会的推进力量。

 

中国30年改革,培育了人们对于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来说,公平的制度是很重要的。但是,制度可分为制度的形体与制度的精神。如果仅仅是改变的制度的形体却不能构建制度精神,则制度并不能起到根本作用。相反,如果改变的是制度的精神,制度的形体即使没有改变,结果也将完全不同(参见笔者文章“制度的精神重于形式”)。从基督教《圣经》的启示来看,上帝并未首先来解决制度层面的问题,乃是先触及人的心灵。奴隶制度按理是最糟糕、最不和谐的制度了?在新约保罗时代,圣经并没有教导基督徒去通过暴力革命,奋起反抗,推翻奴隶制度,而是教导为奴的要顺服自己的主人,主人则要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般对待自己的仆人。最终的结果是,奴隶制度名存实亡,奴隶主和奴隶在爱中成为亲密的弟兄、和谐相处。

 

④.    人与自然的和谐

 

当今世界高度关注环境问题,比如污染,资源枯竭、气候变化等等。其中深层的原因则是,当人失去了对世界的管理权柄,失去了上帝赋予人类的管家身份,人怎会忠心而智慧地治理大地呢?人的自私和欲望必然驱使人类肆意掠夺自然资源,自然的种种破坏也就难以避免。

 

《圣经》罗马书第八章描述说世界万物如同人类一样也在一同叹息、劳苦,等候得救赎的日子。在《圣经》启示录还讲到,在上帝的天国来临之时,天地也被更新了。这些听起来有些难以想象,但近来的科学研究发现,就连植物也有喜怒哀乐并且会报复人类,可见宇宙万物实在是一个有机的生命系统,就如同有血有肉的人的生命一样。

 

对于这个有机的生命系统,只有当人回归到上帝面前,重新拾起遗失的管家身份和治理使命,才可能肩负起环境的治理和恢复和谐的使命,人和自然的和谐才能真正建立。

 

瑞士是笔者所见到的世界上人与自然最和谐的国家。其根源,则在于其以基督教立国的文化。瑞士人以仁爱和谦卑为建设伦理的根基。他们深切地知道,要对大自然谦卑,作为上帝的管家,决不可以暴殄天物,更不能够随意破坏自然,而是要“看守园林”,使之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要对前人谦卑,所以不可以随便否定前人的建设,“要珍惜旧的,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莱茵河上的石头城的座右铭)”;要对后人谦卑,所以建设不能破坏大自然,且要给后人留下发展的余地;当然,还要对左邻右舍谦卑,所以建设不仅要取得法律与行政的认可,还可取得左邻右舍的认可,瑞士人决不会建那种自以为很有个性、高人一等,却与周边格格不入,完全不和谐的房子;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基督信仰则倡导“与神和好,与己和好,与人和好,与世界和好”,两者如兼容并包,则一定能更好地促进“和谐社会”在中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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