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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改革红利”要从三方面破题  

2012-12-13 22:03:58|  分类: 言论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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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放“改革红利”要从三方面破题

                                         (赵晓 史贵存)

    改革还是最大的红利。李克强副总理的一句话引起了海内外民众的共鸣。毫无疑问,改革是个好事。但是,近些年来,我们对改革的共识正在模糊,对改革的感觉也变得既熟悉又陌生。当前我国的转型与改革远未完成,改革全面进入以调整利益格局为重点的攻坚区、深水区,以改革促转型、促发展的潜力巨大。
    李克强副总理的“改革红利说”有一个大背景,就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过去,并且进入了人口负债,这使得以往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然终结。中国经济从2011年最高14%以上的增长,到2012年已经回落到7%的增长,未来能否继续保持可持续的增长,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展望未来,中国亟须重建增长的内在动力,而改革是关键。努力实现重要领域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充分释放改革的红利,将形成未来10年我国发展转型的主要动力。因此,就有了“改革红利说”。
    与此同时,对于改革红利说,笔者有另外一个理解,就是“改革红利”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应了这些年的“公平负债”。所谓公平负债,指的是过去这些年,我们的改革在有些方面停步了,在有些方面甚至是倒退了,由此带来公平的负债,需要以新改革来偿还。比如说国企改革,不仅没有进一步深入,反而出现了“国进民退”。社会改革也很大程度上因为“维稳”,或由于利益集团的纠葛而举步维艰。因此,“改革红利说”,既针对人口红利的消失,也针对公平负债的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才能重建公平、正义,以及市场和民间的活力。
    目前来看,下一步的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因为长期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都存在体制上的漏洞与缺陷,体制上的缺陷只能导致经济社会的不平衡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如果把国家比作一台机器的话,那么这台机器的运转阻力(成本)巨大,离顺畅、高效、节能还有很大的空间,而且有老旧、僵化的危险。可以说,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弥补各领域体制上的缺陷,进而能够释放改革红利。笔者认为,下一步改革,急需从以下三方面破题。
    首先,要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经济。长期以来,由于土地产权制度上的缺陷,我国城市可通过各种“剪刀差”对农村进行掠夺,这直接导致了城乡的巨大差别。土地制度改革对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意义重大,进而可能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和消费潜力。来算一笔账,2011年,全国土地出让均价约为944元/平米,而征地补偿标准,国家规定最高不超过所占耕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30倍,实际上只有26元/平米。这意味着农民在征地中所分配的收益比例只有2.7%,大概相当于农民六年的收入水平,征地补偿标准严重偏低。2011年,全国农民人均拥有耕地2.3亩,按照当前实际每平米最高26元的补偿标准,约等于人民币4万元。在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如果能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大幅度提高征地补偿,让土地出让金中征地费用占比从目前的2.7%提高十倍到27%,就意味着农民人均耕地的价值会上升到40万元。这就会使得农民收入有明显改善,农民可以增加消费,也可以用这些资金,或者用土地抵押去扩大生产机会,中国经济的活力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释放。
    其次,户籍改革是推进城镇化、释放经济潜能之关键。接下来的10年甚至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潜能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国的城镇化,而城镇化所蕴含的巨大内需潜力需要户籍改革来释放。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率处于30%-70%是快速发展阶段。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1.3%,正处于加速发展的区间。此外,我国人口城镇化的发展空间巨大,而人口城镇化将释放巨大的投资与消费需求。当前51.3%的城镇化率,是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其中还包括了1.6亿的农民工群体。如果按城镇户籍来计算,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远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碍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虽然有大批农民工进城务工,但他们并不能享受到市民待遇、消费需求无法释放,而且人口迁徙特征也很明显。考虑到十年后我国的发展前景,人口城镇化率应不低于50%。也就是说,未来10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的年均增长率应为1.5%左右,但如果按当前年均增长1.2%来测算,10年后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仍只有47%,仍达不到目前世界的平均水平。这就急需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来配合我国城镇化的推进。
    最后,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来创造幸福和公义。在这次的十八大报告中,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备受瞩目。我们在强调收入倍增的同时,更要通过完善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进而提升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收入分配改革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中国的基尼系数中,收入差距的60%来自于城乡差距。在农村,有49%的人口,人均纯收入不到7000元;而在城市,51%的人口收入已接近24000元。第二,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通过“调高、扩中、提低”来形成一个收入的“橄榄形”,解决城市“夹心层”居民的尴尬。第三,打破垄断,创造机会公平。导致贫富不均的重要原因是机会不均,这就需要通过国企改革等方式打破垄断,还需要通过制度建设保护私人财产不受掠夺。过去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十八大之后,效率与公平应该被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改革也应该围绕着公平、正义、机会均等来展开。
    就好像钟摆从来不可能只朝一边摆一样,改革也有类似经济周期的波动。过去十年,改革基本是左摆趋势,直至重庆出现“唱红打黑”这样极左的做法。十八大之后,从当前民众学者对于重启改革的呼声,以及社会各界的种种迹象来看,中国改革已经重新回热。而且可以预见,下一步的改革会更强调公平性、市场性和系统性,不再像以往那样“摸石头过河”。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美梦,一觉醒来,每个人手里都多了改革的红利。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史贵存 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经济研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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