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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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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什么来拯救消费?  

2012-08-31 08:46:23|  分类: 言论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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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什么来拯救消费?

(赵晓 史贵存)

目前,出口疲软,扩大投资又隐患重重,在保证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只有扩大内需是我们可以充分发挥的一个领域。但扩大内需年年喊、年年提,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却不升反降,个中缘由值得我们好好总结。

国内消费市场持续低迷

近期,京东、苏宁两大电商价格战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电商大战本质上是两家电商联合制造广告效应来刺激消费。但消费者的观望态度,使实际的销量提升很小。其实,这种卖方寡头竞争,难以取得良性市场竞争中真正降低价格的成效。甚至,如果一旦形成类似的电商垄断联盟,那么会对未来的消费更加不利。

分析价格战背后的原因发现,在前几年三大政策的刺激下,家电企业大肆扩张,造就一个“需求无限”的消费幻境。幻境破灭后,家电企业的库房仍堆积着无数存货。在消费需求低迷、库存无法挽救的情况下,价格就成为清理库存的最重要手段。虽然媒体曝光率很足,但我们消费也不过是一场“舆论盛宴”。消费者持观望态度聚焦于网络平台,电商实体店趋冷的趋势很难改变。 最终,价格战难免以“风声大雨点小”的结果收场。

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汽车消费市场。今年以来,全国车市继续了去年的低迷表现,产销继续呈疲弱态势。政府正计划出台新一轮的汽车消费刺激政策、汽车产业发展政策。汽车以旧换新、汽车下乡等举措也有望陆续出台。但刺激性消费最终还是会被理性消费取代。国内车市面临饱和,一味的刺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汽车消费萎缩的问题。

调整消费结构,增加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

过去十年,我国消费年均增长超过8%,这远超过很多国家的增长速度,中国的消费市场也成为世界最为强劲的消费市场之一。可以说,国内市场消费低迷是一个相对概念,是指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就是最终消费率)下降,消费年均增长率并不低。因此,提升消费首先需要的是调整消费结构。自1998年以来,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而政府和企业收入的比重却逐年上升。居民消费支出正在被政府支付代替或挤出。

调整消费结构,首先要从减少政府开支、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做起。财政收入连年高比例增长,其中用于扩大内需的比例有待提升。在购买力已明显下降的同时,居民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下降。另外,我国经济长期存在政府投资过大的问题。而由于受收入增长缓慢、物价增长过快的影响,居民的购买力偏低。换个角度来看,购买力不强决定了消费能力不强,造成多年来居民消费规模相对较小,增长缓慢。

此外,“中国制造,世界消费”这个喊了很多年的口号,至今还没有被“中国制造,中国消费”取而代之的意向。当我们的把可支配收入的25%存银行,使得每年储蓄总和达2.5万亿美元时,我们根本不敢奢想自己有朝一日能为一位消费大国的公民。

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

扩大内需,另一个急需要做的是均衡收入分配,提高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如果老百姓囊中羞涩,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那就谈不上让更多的人积极地去消费。长期以来,我国存在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这也是导致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

我们还要看到,扩大内需的潜力来自于农村,尽快提高农民收入是拉动消费的关键。城市消费市场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居民对于实物产品的消费需求,在短期内大幅提升的空间不大。甚至有供给过剩的问题存在,全国各地库存已达到创纪录水平,制造业面临发展停滞的危险。城市居民对于家电、汽车类产品的需求很难有大幅提升,但对于服务的需求在增长。需求降低,导致一些厂商库存积压现象严重。反观农村,矛盾集中在农民的可支配收入过低、农民生活支出压力过大上。我们在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同时,要大力提高农民可支配收入。通过优化分配增加总需求,将城市过剩的商品反哺给农村市场,同时着手发展城市服务业。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居民消费后顾之忧

除了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外,居民对未来的养老、医疗、教育等的不确定性预期,也不利于消费的增长。从长期看,扩大内需需要在完善社保体系方面有所作为,解除影响消费的“后顾之忧”,而且政府还需要在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配套机制上有突破。目前,虽然政府财政增长强劲,但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却严重不足。过高的税费水平不仅挤占了居民消费,而且影响了消费预期。因此,养老、就医、教育公平等问题,应当成为政策未来长期关注的重点。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增强普通民众的购买力,从而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因此,我们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建立和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保体系。只有社保完善了,才可能唤醒潜在购买力。伴随着居民购买力的提升,内需扩大和市场的繁荣,又会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换言之,政府只有“还利于民”,才能突破内需不足瓶颈。

坚持房地产调控,为中等收入者松绑

“一套房子吞没一个中产家庭”,也吞没了中国的消费能力。以北京为例,按照最新平均工资6000元的水平来看,想要在五环内买一套一居室房子,即使不吃不喝也需要25年。看得出,城市住宅已变成某些利益集团掠夺工薪阶级财富的工具。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租房还是贷款买房,无数中产阶层的消费能力都已被高房价冻结。

住房具有商品和投资品的双重属性。随着房价的飙升,民间资本大肆涌入房地产市场进行投机,由此也导致的实体经济空心化,这是未来经济发展急需填补的黑洞。房地产市场吸引了巨额投资,抽空了实业生产的资本,经济发展减缓,失业现象严重,最终导致消费市场的萎缩。最近温州、鄂尔多斯出现的炒房被套就是血淋淋的教训。

笔者认为,如果仅靠开征房产税、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等措施,还不足以改变高房价的现实。只有在政府财税体制改革配合的基础上,开展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将集体土地征收行为市场化,并将收益尽量向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和城市中等收入者)倾斜,才是解决高房价问题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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